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评价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蔡畅的一生布满传奇色彩，她用九十年的时间诠释了追求革命真理、为妇女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也用九十年的时间彰显了廉洁奉公、忠于党和人民的“大姐”风范。

◇投身革命◇

蔡畅，原名蔡咸熙，乳名毛妹子，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1900年5月14日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蔡畅青少年时期深受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积极参加湖南教职员联合会，反对旧礼教、旧文化，是当时湖南学生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蔡畅是周南女校的学生，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虽然在形式上，她在赴法勤工俭学后才正式加入新民学会，但是在湖南求学期间，她就积极参加新民学会的每一次会议和组织活动。当时社会上流行“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但是蔡畅敢于冲破封建礼制的束缚，毅然决然参加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是新时代女性的一面旗帜。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发起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在北京写信给蔡畅，要她邀请向警予一同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蔡畅接到这个消息，无比兴奋，她立即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向警予，邀请向警予来湖南共商大事。向警予接到信后，放弃了自己开办了三年的溆浦女校，赶到湖南，住进了蔡畅家里。此后，蔡畅和向警予利用周南女校组织学生“暑假同乐会”的机会，积极宣传赴法勤工俭学的意义，她还跟向警予一起为解决出国旅费困难问题四处奔走，敦促当局对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给予支持。这一举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进一步推动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9年12月25日，蔡畅与母亲葛健豪及哥嫂和其他30余人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邮轮启程前往法国学习。到达法国以后，蔡畅在蒙达尼女子学校学习法文约半年时间，并先后在橡胶厂、丝绢厂、电子器材厂、化妆品厂做工。蔡畅十分勤奋刻苦，她在工作之余，学习法文，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的影响下，进一步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法留学期间，蔡畅积极参加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人领导的三次政治运动，在这三次政治运动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信仰。第一次政治运动是发生在1921年2月28日的“求学运动”。一战后由于法国经济凋敝，在法留学生无工可做，而此时华法教育会又宣布取消与在法学生的经济关系，这对于初到法国的留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蔡畅同女友们积极参加了由李富春、李维汉发起的“工学世界社”，她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一路高呼“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等口号，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抗议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虐待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但是，这场运动最终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政治运动是发生在1921年6月至8月的“拒款运动”。北洋军阀为了扩大内战，以出卖中国主权为条件，向法国借款一百万购买军火。消息一经传出，在法国的蔡畅等留学生立即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于6月30日成立“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最终驻法领事馆秘书长王曾思发表声明，表示自此后反对此项借款。蔡畅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女子先锋作用。第三次政治运动是发生在1921年9月17日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里昂中法大学本是借助“庚子赔款”建立起来，但是在开学之际，却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学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以蔡和森、赵世炎为首的120余名留法学生，组成入校先发队，前去占领里昂中法大学，要求允许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蔡畅和向警予等人组成十人团，负责联络工作。9月22日，法国当局出动警察，逮捕了里昂中法大学的100多名学生。留法学生和华工奋起声援，蔡畅等十人团四处奔走，均告失败。

这几次斗争虽然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对于蔡畅的工作，周恩来总理曾经热情地赞颂：“女学生之加入运动，是长男学生之势，壮男学生之生气也。”足以体现出蔡畅等女学生在这三次政治斗争中的显著地位。

赴法勤工俭学后的蔡畅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且坚定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通过三次政治革命斗争，蔡畅悟出“革命”含义，更加激发了自己的斗志。在法国留学时，她积极参与旅欧党团组织筹建，并且在1923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在党内担任一个小组领导，负责党的宣传，蔡畅和向警予等是留法女生中最早的成员。

◇妇女解放◇

蔡畅是新中国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在职期间，写了大量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把妇女解放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蔡畅的妇女解放思想是站在国际视角的高度，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而是将中国妇女解放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世界妇女解放紧密相连，这是马克思主义全人类解放观在中国妇女解放视域下的深刻体现。

蔡畅在延安

1926年前后，蔡畅写了一篇《俄国革命和妇女》的文章，详细地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蔡畅说：“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妇女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现在苏俄只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共同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什么？就是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俄国的劳动妇女运动，跟随着工人阶级的组织原则进行，于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运动之生力军了。从此可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或国民革命假若不得着妇女群众的密切合作，决不能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由此看出，中国的妇女运动，在蔡畅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革命道路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畅先后两次代表中国解放妇女联合会，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妇女国际交往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蔡畅先后接见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以及诸多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蔡畅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妇女的解放，而是将妇女解放的内涵放置于整个世界的和平解放维度下进行思考。1959年，蔡畅在对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告世界妇女书的声明：反对核武器、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是全世界妇女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保卫妇女的权利，儿童幸福和家庭安全的前提，因此，中国妇女积极支持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会议的告世界妇女书。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团结……我们相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中国妇女将和各国爱好和平的妇女一起，为保卫和平的共同愿望贡献出我们最大的力量。这说明，蔡畅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认为只有全世界和平解放，各国妇女儿童才可以解放，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也才能获取更广泛的支持，因此她始终将中国妇女解放置身于全世界人民解放的大潮中，为维护全球妇女解放的权利不断奋斗。

◇勤政廉洁◇

蔡畅的一生是闪闪发光的一生。她勤政廉洁，从不为自己谋私利，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并且把这种家风传给子孙后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新中国成立后，蔡畅身居要职，但是她始终保持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蔡畅居住地距离供应点较远，所以公家给她家配备了一辆车专门用来采购。蔡畅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是太高，有些浪费，于是就同负责采购的同志商议，“目前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把这辆车留给公家派在更好的用处上，你就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吗？”负责采购的同志欣然接受了蔡畅的意见，即刻将车上交给国家。

蔡畅不仅清正廉洁，以严格的党性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孙后代同样以高标准要求。有一年冬天，李特特到北京市郊区农村劳动，天冷了，蔡畅要警卫员给自己的女儿送一床棉被，警卫员便让司机开车把她送到了郊区。蔡畅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警卫员：“你们这样开车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你让群众会怎么想？”自此以后，家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再也不敢对蔡畅的子女有任何特殊照顾了。即使对待自己年幼的孙子，蔡畅也是毫不“留情”。蔡畅十分疼爱自己的大孙子李勇，但是李勇自从上小学开始，自己洗衣服，从不用公家的汽车接送。有时候李勇回来故意念叨别人家的孩子是用汽车接送的，蔡畅就耐心劝慰道：“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能办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正是这种言传身教，蔡畅的子孙后代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沾公家的光。

蔡畅外出开会时，穿着整洁合体，但是那全是工作服。在家里，蔡畅穿得非常朴素，袜子、裤子都打着补丁。国家给蔡畅夫妇的工资使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必如此清苦，但是蔡畅总是省吃俭用，还常常跟工作人员说：“这比群众的日子好多了。”1975年李富春同志去世后，蔡畅将老两口省吃俭用攒下的共计13万元钱交给国家充当特别的党费。当时秘书蔡阿松问：“大姐，要不要给你的孙子们留下一点？”蔡畅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国家的，富春去世了，我应该把它交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革命的好思想，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蔡畅同志长期居于党的高级领导职位，但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忠于党、忠于人民，廉洁奉公，不徇私利，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人的信仰和追求，她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的典范。

◇“大姐”风范◇

蔡畅的出生日期比李富春大几个月，因此，李富春在长期的生活和革命生涯中管自己的妻子蔡畅叫“大姐”，但是周恩来比蔡畅年长，为何也管蔡畅叫“大姐”？在长期的革命和工作生涯中，蔡畅成了无数人的“大姐”，缘由何在？

如周恩来所说，蔡畅是所有人革命的“大姐”。无论是长征途中对待自己周围的革命同志，还是退休后在中南海的小院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蔡畅都丝毫没有任何架子，谦虚谨慎，质朴大方，始终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位革命“大姐”的风范。

1931年，艰苦卓绝的长征拉开了序幕。这场艰苦的斗争，对于男同志来讲，都是艰难险阻重重，对于女同志来说更是难熬。但是在行军途中，蔡畅坚持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长征途中，蔡畅患有胃病，每当发作时都疼痛难忍，因此，她的干粮袋子里面，时常备有一些碱性较大的干膜片，胃痛发作时，嚼上几口，以缓解病痛。过草地时，粮食奇缺，每个人都分到固定分量的粮食，不可以多占，每当此时，蔡畅总是尽量少吃，把自己的结余口粮送给同志们，以让他们保持体力。有时分得一些缴获的战利品，蔡畅也总是不独自享用，把它分给孕妇、老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喜欢蔡畅，更有很多革命同志将蔡畅亲切地称为“大姐”。

1941年，蔡畅与丈夫李富春在延安。

李富春同志去世后，蔡畅身体也愈渐不佳，但是她仍然保持着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精神：每顿饭只有两碟菜。蔡畅自己虽然艰苦朴素，但是她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非常“大方”。一旦发现谁生活拮据，她立即解囊相助。有一位服务员家住农村，生活不宽裕，她每次都要相助几十元。在当时，几十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蔡畅从来不在乎这些。另一位工作人员，家里人口多，蔡畅同志经常给他钱接济他，有时候甚至给这位工作人员的孩子买衣服。在蔡畅身边工作的同志，从来不会感觉到拘谨，因为蔡畅始终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当做家人来看待。因此，大家都习惯称蔡畅为“大姐”，这个称号体现了蔡畅质朴、温良的性格，她虽然饱经岁月的沧桑，但是却能不受岁月和环境以及职位变迁的影响，始终如一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同志。

1990年9月11日，蔡畅因病去世，享年90岁。《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报纸用了大量篇幅报道了蔡畅逝世的消息。她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成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和重要领袖”。

蔡畅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名伟大的中共党员的责任与使命，她廉洁奉公，热烈追求革命真理，为全世界的妇女解放事业甘于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位伟大的共产党员应有的“大姐”风范。